死亡的正面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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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Stephen Cave2018-01-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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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神声名狼藉。他终将来临,却总是不期而至。但恭喜!因为你是人,知道自己难逃大限。为此,你才学会了某些可观的文化和心理应对手段,让我们每天起床、驱动我们实现伟大的事业。


作者 | Stephen Cave

译者 | passerby98


死神声名狼藉。他终将来临,却总是不期而至,令人恐惧、厌恶。《圣经》称他为“最后的敌人”。



然而,在整个历史中都有诗人、哲学家认为:假如没有死亡,我们会不知所措。是死神来临的前景,让我们每天起床、驱动我们实现伟大的事业。现在,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证据显示:这些哲人是对的。永生的文明,令人憧憬,但没有死亡,根本就不会有多少文明。


故事从我们意识到难免一死讲起。像所有生物,我们挣扎求生。但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(无论如何,据我们所知)我们知道这一挣扎注定是要失败的。人类善于推理的强大头脑告诉我们:这再坏不过的事,终将到来。我们必须生活在自己末日的阴影中。


这很不容易。它确实令人恐惧、也可能令人瘫痪。因此,我们努力工作,以推迟死亡;我们竭力抗争、甚至拒绝死亡。所有这些努力,带来了某些最辉煌的成就。


弗朗西斯·培根


这一点以人类在物质方面的进步最为显著:例如农业的发明是为了给我们生存所需的食物;衣服、建筑使我们温暖、居有其所;武器让我们得以狩猎、防卫;药品用来治疗等等。组成文明的物质发明中的绝大部分,实质上都是我们受地府幽灵驱使而创造的生命延长术。


在所有成就中,科学为最。科学也一直是被恐惧死亡所推动的。经验主义之父弗朗西斯·培根把生命的无限延展称为“最高尚的目标”。他为了这个事业牺牲了生命,在用鸡和雪从事低温保存实验中感染肺炎而去世。科学是有自我意识的凡人才做的,神明可用不着生物化学。



尽管有科技的超绝努力、确实延长了预期寿命,死亡的可怖前景仍萦绕不去。这是人类除了物质文明还发明了文化的原因。 从格奥尔格·黑格尔到马丁·海德格尔等许多思想家,都认为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安慰我们:虽然肉体必毁,我们仍将永生。承继此传统的一位学者是人类学家Ernest Becker,其1973年著作《拒绝死亡》(The Denial of Death)曾获普利策奖。正是这一作品,激励了一群社会心理学家寻求经验证据来支持哲学家的上述猜测。


坚持不懈




亚利桑那大学的Jeff Greenberg、纽约斯基德莫尔学院的Sheldon Solomon、 科罗拉多大学的Tom Pyszczynski等研究者提出了其所谓的“恐怖管理论”,该观点认为:我们大部分所作所为和信仰,都是由恐惧死亡来激励的。他们推断:假如世界观的存在是为了帮助我们应对死亡,那么,一想到最终难逃一死,我们就会更狂热地坚持那些信仰。


他们的起点之一是宗教;作为信仰体系的集合,宗教可以说是我们舒解死亡恐惧的集大成者。据上述三位学者的理论,如果宗教确实给予人类存在的慰籍,那么,当死亡临近时,应该可以测量出虔诚度的增加。


这刚好是他们所发现的。在一项研究中,他们要求一组基督徒学生评估两人的性格。两人的情形很类似,唯一不同是其一是基督徒、另一位是犹太人。对照组学生给二人的评价同样好。然而,另外一组学生在评价前曾被要求完成性格测验,测验题包括对死亡的态度,即含蓄地提醒了他们最终难免一死,结果该组给基督徒的评价比给犹太人的要高出很多。



此作用不局限于宗教:在逾四百项研究中,心理学家表明,我们世界观的各个方面,差不多都是由我们对死亡的对策来激励的。例如民族主义,使我们坚信我们能够作为较大整体的一部分来生存。确实,Greenberg及其同事发现,美国学生在受到死亡提醒后对一反美作家的非议大大增加。亚利桑那大学Holly McGregor进一步的研究显示,受到死亡提示的学生,不仅对挑战其世界观的人表示不满,还有对其使用暴力的意向,表现形式为给挑战者超量的辣酱(出处: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, vol 74, p 590)。


这些初步研究支持Becker的绝望观点,即认为拒绝死亡是通往一切罪恶的桥梁。它造成群体隔阂、培养偏见和进攻性、助长支持战争和恐怖主义。例如,看到飞机撞向纽约摩天楼电视画面的人更有可能支持入侵伊拉克。恐怖管理论者最初聚焦于阴暗面。然而,最近他们开始认识到我们与死亡做斗争也有积极的一面



例如,造成人类文化改变最强的作用力之一,是想留下遗产的欲望。某些最辉煌的文明成就, 从古埃及的金字塔到密尔顿的《失乐园》,均可被归功于这一渴望。现在,恐怖管理论者已经展示出:至少是在美国本科生里,想到死亡会驱使我们力图不被遗忘。


两千年前,苏格拉底就看到了这一点,他认为男人的大部分行为,都可以被理解为企图不朽的绝望之举;女人他则认为可用生育子女来作为捷径。有若干研究认为苏格拉底把成家当作恐怖管理策略是对的:一项研究显示,听到死亡提醒时,德国志愿者表达了更强烈的养育子女的愿望;在另一项研究中,华人参与者被提示死亡不可避免时,更加反对其本国的一胎化政策。


密苏里大学的Kenneth Vail及其同事的近期一篇综述论文,记录了思考必死可能对我们有益的多种方式。例如,它会引导我们通过多运动或少吸烟来更健康地生活(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, doi.org/jfg)。



该团队还提出了有意识与无意识提醒死亡的重要分别。后者(即含蓄、潜意识的提醒)倾向于使我们不假思索地坚守群体的价值观。这可能是正面的,假如这些价值是正面的;但当这些价值诱使我们咄咄逼人地墨守时,就可能是负面的。


另一方面,有意识的死亡提醒则激发更深思熟虑的反应,引导大家重新评价重要问题。我们思考必死越活跃,对社会强加的目标如财富、名望就越排斥,而会把注意力集中到个人成长或培养正面关系方面。


这意味着我们对死亡的思考还不够。


本文转自译言(ID:yeeyancom)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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